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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ppy go lucky(happylucky中文是)

爱搭配2个月前 (09-14)生活技巧600

happy go lucky(happylucky中文是)

“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碎纸片,说是我写给他的信。他还说,我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,似乎是解释他干嘛要把信给撕了。他在空空无人的街道上把碎纸片抛掉,我没有什么不高兴,过后我们就继续说话,还是以往的话题,一样的气氛。”

口述 / 杨苡 整理 / 余斌

封面图 / 刘洋

编辑 / 周建平 rwzkjpz@163.com

翻译家杨苡今年102岁了。近年来,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一直在为她做口述回忆录。这一过程不像专门的访谈,他们就如往常聊天一样随意。余斌说,“碎碎念”恰是杨先生自述的特点。

杨苡与李尧林、巴金兄弟的书信往来,如今已是文坛佳话。不过在杨苡的“碎碎念”中,这段经历还有许多珍贵的光影片断鲜为人知,下文即对这部分内容的节选。如果你读过巴金的《家》,也许可以在杨苡的回忆中读到更丰满的觉民和觉慧,他们在现实中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。

给巴金写信

我18岁时母亲说,现在算大人了,该有零花钱了。以后我每个月就有12元钱的零花。之前要什么都是家里给买,我没有一个人逛过街,身上也没钱。第一个月拿了钱,我跑到唱片行,买了四张红心唱片,三元钱一张,很贵的,拿回来开心得不得了。但是这一类的快乐消除不了我的苦闷,反而有时苦闷得更厉害了,因为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过的完全是两种生活,在这样的大时代过一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,我觉得很“醉生梦死”。

这些跟母亲是说不通的。对她我从来不敢反抗,甚至没想过要反抗。除非是到外地去,只要还在这家里,我想不出怎么能不听母亲的,也想不出我的状况会有什么改变。

就是在一团苦闷中,我开始给巴金写信。

我是17岁时开始和巴金通信的。之前我看了许多巴金的书,《家》、《雷》、《雨》、《雾》,不光是小说,他编的书,我也看。新文学作家中,我哥喜欢胡适,我姐崇拜冰心,我最崇拜的是巴金。冰心在燕京教书,我姐是真的崇拜。她的毕业典礼,带我去参加的。在燕京的礼堂,学生都在那儿了,就见司徒雷登戴着方帽子走过来,冰心和一些教师跟在后面,我姐站在外侧,靠过道,冰心就从她身边过去,她激动得很,大喊“谢先生!”冰心连忙竖起手指在嘴前面,让她别响。冰心作品里都在歌颂母爱,我是有点隔膜的,因为母亲对我一直很严厉。我爱读巴金,因为巴金《家》里写的,和我的家太相像了。

1937年,杨苡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在照相馆留影

其实也不光是我,我在中西女校的好友当中,有好几个都迷上了巴金,读遍他几乎所有的作品,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。巴金的小说对年轻人是特别有吸引力的。可能好多年轻人都给巴金写过信。我是好多年以后,才知道差不多就在我开始给巴金写信的那段时间,同学刘家蓁也在给他写信。1985年我和她通信中还说起这事,她在三八妇女节那天的来信里这样写:“我清楚地记得,当时我卷进‘一二九’运动后,心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,血管里流淌着血要沸腾了,要爆炸了,一个18岁的年轻人承受不了在燃烧的火,要爆炸的血管,她在寻求一个支持者,一个承受者,帮助她承受这火、这血。巴金先生是这样做了,他理解、同情、支持我们当时那些极为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。我告诉他我们办墙报,搞营火晚会,划船到墙子河中央去放声歌唱,他完全能理解和同情我们。我的心得到了安抚。”刘家蓁到延安之初还给巴金写过信,巴金称赞她路走对了。

我也是写信到巴金那里去寻求抚慰的。那段时间我特别苦闷。有好多因素,一是前面说的“一二九”运动,再就是我哥(杨宪益)去留学后,我觉得特别寂寞。我哥对我特别好,我总是跟着他,什么事都听他的,像是一种依靠。有一次我上楼,仰头对空气喊了声“哥得儿”,堂弟杨纮武听到,就对母亲说,六姐是想哥哥了。我一直叫我哥“哥得儿”,那是从一个玩笑来的:八叔家的四哥还有七叔家的五哥,加上我哥带我一起玩,他们和我哥都上新学书院,会英语,跟我说,喊我哥要说“DEAR 哥”,我不会说DEAR,一说就说成“得儿”。他们当笑话,说,行,你就喊“哥得儿”。后来就一直这么叫。我总跟在我哥后面,到老了我姐还说,我和我哥是一拨的。

杨宪益兄妹三人谈笑风生,左为大妹杨敏如,中为小妹杨苡

巴金是我崇拜的偶像。另一方面,对于我,他也像兄长一样,代替了我哥。收到巴金的第一封信时,我简直是狂喜,那几天恨不得拥抱遇到的每一个人,告诉他们:“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!”总想大笑,又怕是在做梦。事实上,信我是悄悄写的,收到信也不能公开,尤其更要瞒着母亲。

我在第一封信里写了对他作品的喜欢,还有对他的崇拜之情吧,以后慢慢地,什么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他说,什么事都问他的意见。都是很长的信。我喜欢做梦,梦多,在信里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。我给朋友写信习惯写得很长,但给巴金的信特别长,以至好多年后有次他在朋友面前开我的玩笑,说我的长信长到一封信有17页纸。

可能是第二封信,我就说到了对我家的不满,重点是表示,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。他回信表示不赞成,说我年纪太小,应该先把书念好。要有耐心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和刘家蓁之间的通信,当然也不知道他称赞她去延安是“路走对了”,否则我大概要问,为什么赞同刘家蓁去走自己的路,却不赞同我像觉慧那样呢?可能他会说,你和她的情况不一样。现在我想想,如果刘家蓁当时不是已经到了延安,他的回答也许又不一样。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,为他们设想的。

我跟巴金通信,母亲并不反对。我开始瞒着她,后来还是忍不住说了。我给好莱坞明星还有巴金写信,她都是知道的。他们回信,我告诉她,她嘴里不说,心里也是高兴的。她也有她的虚荣心嘛。巴金的《家》她看过,知道他名气很大。对《家》怎么个看法她没说过,不过晚年她有次说我,你和你哥都不给我争气,就知道玩儿!你们怎么就写不出一本《家》呢?巴金能写,你们就不能写?但是另一方面她挺传统,对巴金鼓励年轻人反叛家庭,以及我受巴金的影响一直有点耿耿于怀。也是晚年的时候,有次她对我说,你都是给巴金害的。这是说我后来的路,离家去读书,包括婚姻,都不是她的安排。

“大李先生”

巴金给我的一封信里,劝我好好念书之余,说我可以去找他哥哥李尧林,说他会帮助我的。李尧林是巴金的亲哥哥,两人的关系特别好,巴金离开四川的家,就是和李尧林一道。后来巴金去了法国,李尧林到北平念燕京大学的外文系,毕业后就到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。我是不大会和陌生人交流的,哪敢主动去找?写了个纸条让同学冯秀娥带给他,上面写了家庭住址联系方式,这事就算结了。

1925年,巴金与二哥李尧林在南京

那时李尧林住在冯秀娥家。冯秀娥也是中西的,低我一班,但我们常在一起上课。她家里是开绸缎庄的,弟弟在南开中学念书,李尧林是他的老师,他课讲得好,特别认真,对学生也特别好。像南开许多学生一样,秀娥他弟弟也喜欢大李先生。日本人飞机轰炸,一颗炸弹落在南开,炸到了教师宿舍,大李先生没地方住了,秀娥的弟弟就向家里提出,要让他住到家里。秀娥家有地方住,同时也希望大李先生帮着孩子补习英语,就答应了。大李先生于是住到了冯家原先的客厅。之前巴金给他写信提到我,说百思特网没有妹妹,就把她当小妹妹看吧。他因为知道冯秀娥和我是同学,就让她叫我到她家见个面。

冯秀娥对我说,李先生问起你,说你怎么不百思特网去见他呢?我一时想不起,问,哪个李先生?她说,就是巴金的哥哥呀!我这才想过来。一见面他就说,以为你是个小孩子,没想到其实是大人了。那天我穿着旗袍,半高跟鞋,说大不大,倒的确不能算是小孩了。以后这意思他还说过不止一次,老说我:也不小了,怎么什么事也不懂?

后来就开始通信了,而且越来越密,有时候一天就有两封,头一次一天两封信,是他写给我的。从第一次见面,到我离开天津去昆明念书,大概有半年时间,我收到的信有四十多封,我写给他的信应该更多。对巴金,当着面我都是称“李先生”,李尧林是他哥哥,就称“大李先生”。写信的时候不一样,给巴金写信,只称“先生”,写给李尧林,就称“李先生”。也不是有意的——写给巴金的信主要是说苦闷,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,多说好玩的事、吃了什么、到哪玩去了、遇到了什么人……什么都汇报。

大李先生和巴金的信,都是寄到同学叶道纯家里。有信来,她就打电话告诉我,我就让小本儿去取。小本儿是我们家的车夫,在我们家干了好多年。都是我在楼上按个铃,他就从下房那边过来听吩咐。

我和大李先生很少单独见面,只有三四次一起散步。一般情况,是说好了在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会合。跟母亲,就说是到同学家玩去了。我在学校、在家里受的教育,都是不许说假话的,在家里母亲问我什么,我都不敢隐瞒,所以我说去同学家,她都是信的。我说去找同学玩,也不是撒谎,有时真是想和同学一起跟大李先生散步的。比如有一次,我和大李先生碰头之后,就去找同学安继伦。安继伦家也在租界,有个小院,大李先生在街对面等,我就过街去按她家的门铃。晚上英租界特别安静,门铃声音很响,按了又按,听见里面安继伦和大人说话,过一阵她出来说,家里人说太迟了,不许出去。这样我就和大李先生单独去散步了。大概我按门铃时没等响完了又按,大李先生笑着说,你急什么呀?我说我没急呀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单独和大李先生散步。

我和大李先生没一起看过电影,都是在电影院里碰上——和一个男的去看电影,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家看电影,通常不是买当场票,在报上看了电影广告,会让下人去买某个时间的。我看电影,通常不是一个人去,不是和母亲,就是和同学一起。这时候和同学一起去的多了。在信里我会和大李先生说,要去看哪场电影。

我特别爱看电影,好多名著,我都是先看的电影,《呼啸山庄》也是,好莱坞片拍的,叫《魂归离恨天》。刚有有声片那阵,好多电影公司都抢着拍歌舞片,米高梅、派拉蒙,还有United Artists,中文名好像叫“联艺”,都拍。我们家里原来不大让看的,后来也让了,因为并没有什么露大腿的。有一部《百鸟朝凤》,我看了三遍。这些我都会在信里说。还有《丹宫恨史》,后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原著《增达的囚人》,算“通俗小说名著”中的一种。这些过去大李先生都是不看的,老听我说,他就说,我也看看吧。

那时的电影院不是对号入座的,说来有意思,有一次看到大李先生,我坐在左半边,他坐在右半边,不久以后在另一家影院,我坐在右半边,发现他坐在左半边。在哪家影院坐哪半边,都是习惯性的,他正好和我相反。

即使发现了大李先生,我们也不会坐到一起。只是到电影散场了,我会看到他在门口站着,等我。我看电影,家里的黄包车都是在门口等着的,这时我就会过去跟车夫说,要和老师说话,让他再等着。

和大李先生单独在一起一共没几次,外面就风言风语的,有些传言。我不知道那时是否已经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,但她似乎也觉得我有点不对头了。每天下午一定的时间,我都会把房间里面对着街上的窗户打开,在留声机上放唱片,开到很大的音量。放的不是卡鲁索就是吉利唱的歌,这是我和大李先生都听过也讨论过的,我们各有所好,争持不下,我喜欢卡鲁索,他钟情的是吉利。南开中学被炸以后,他在耀华中学找到了职位,耀华也是教会学校,比南开的待遇要好。这时我们家已搬到了耀华里,距耀华中学不远,大李先生从他的住处去学校,都要经过耀华里,我们住的房子是临街的,也就是说,他每天都会从我家门前过去。我是算好了耀华下午放学的时间等着他的。

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,在放给他听。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,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。我不会站到窗前,开着窗户在楼上和他说话更是不可能的,我只会远远地看他两眼。就这样母亲已经起疑了:怎么老是把唱片放得那么响?当然即使她到我房间里来,看我在干嘛,甚至往街上看过去,也发现不了什么,因为她并不知道有个大李先生。

这是我和大李先生之间的秘密。给巴金写信,后来对母亲不是个秘密了,和大李先生通信,她一点也不知道。我和大李先生通信没多久,他就说,我们可以把信都编上号,我就给编上了,信都小心地放在一只漂亮的盒子里,一个人的时候,我会拿出来看。不仅对母亲,就是和好朋友,我也没有分享过和大李先生的秘密。和同学好友说起大李先生,是到昆明以后的事了。每次收到大李先生的信我都很开心——不只是开心,还是欣喜,因为守着一个秘密,兴奋是翻了倍的,你也可以说,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?

大李先生没有教过我,不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样子。他在南开教过的学生中,好几个人后来和我成了极好的朋友,比如黄裳、黄宗江。我们在一起当然谈论过李尧林,他们的回忆文章也让我想起当年的大李先生。在他们的印象里,大李先生讲课生动,对学生热情,就像对朋友一样。他有许多爱好,拉小提琴,听古典音乐,喜欢逛书店,溜冰很拿手……在学生心目中,他简直是个“快乐王子”式的人物(黄宗江的一篇回忆文章,题目干脆就叫《快乐王子颂》)。这些有不少在我和他的交往中也都是可以得到印证的。比如音乐,他谈起来总是津津有味,虽然我们没有一起去过音乐会,听唱片也是各听各的,除非他从我们家楼下走过听到我在放唱片也算是一起听。再比如溜冰,我和他一起溜过的,不是单独,是和其他同学一起,他背着手随着“溜冰圆舞曲”滑行的样子,我们都觉得帅极了。

后来见到巴金,慢慢熟悉了,我有意无意地会拿他们兄弟俩对比。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,李尧林就比较讲究,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,是他注意整洁,讲究合体,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,风度翩翩。巴金除了写作,爱好是不多的,李尧林则是兴趣广泛,我的印象里他是个爱玩会玩的人,这也是我觉得他亲近的一个原因。对巴金就更多的是“敬”的成分了。

事实上大李先生也有不快乐的时候,其至可以说,他一直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的。我太年轻,总是我对他说我的苦闷,他是不会谈他的苦恼的。但是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:“什么都是irnoy of life(生活的讽刺)!”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:“我主张happy-go-lucky(随遇而安)。”我很清楚地记得,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“all or nothing (要么拥有一切,要么一无所有)”,对比“happy-go-lucky”,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,但随即他就苦笑着补了一句:“对于我,就是一无所有!Nothing!”

人到中年以后,我才慢慢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苦涩。巴金《家》里的觉民是有大李先生的影子的,正像从觉新、觉慧身上可以看到大哥李尧枚和巴金自己一样。他和巴金一起离开家到外地读书,都是标准的“新青年”形象,他比巴金大一岁多,可以说还是他带着巴金摆脱旧家庭的。但是大李先生后来的情况小说里就没写了。主要是李尧枚因家里破产自杀后,他和家里就没那么对立了,他觉得过去大哥担的责任要由他来承担了,每个月他都把大部分的薪水寄回四川,那边继母、弟妹一大家子的生活都是靠他的。其实他原本就不像巴金那么决绝,巴金和家里有冲突时,他总是在中间调停。他当然希望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,只是为了家人,他选择了牺牲自己,过一种清苦的生活。看得出他的窘迫,天很冷的时候,他还穿得很单薄,没钱添置棉袍,更不要说大衣。

我认识大李先生的时候,巴金已经出名了,一部《家》为巴金带来无数的读者,这时候已经有能力帮助家里,但是他希望这个弟弟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,还是一人承担家里生活。对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。他是内心很骄傲的人,不会向人诉苦。他也从不向人提及他和巴金的关系,他的学生都是很迟才从别处知道,他们的英语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的亲哥哥。大李先生对我提起巴金的时候也不多,我和他说《家》他就笑着说,巴金并没有一个“鸣凤”,他也不存在一个“琴表姐”,那是四弟编的。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在冰场,他说到巴金时有一种沉思的表情。他说他最喜欢四弟,四弟勤奋用功,从小就有抱负、有信仰,愿意为信仰献身。他才是有前途的。(言下之意,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。)

然后他用英语说:“I’m proud of him(我为他骄傲)!”接下来的一句更让我终生难忘:“I don’t want to be famous by my brother, and if I would, I want to be by myself(我不愿靠我弟弟有名气,如果我想要,我要靠我自己)!”

我知道人家背后总是说,李尧林是巴金的哥哥,好像这成了他的标签,这多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但他很快又笑着用中文跟我说,四弟比我用功,他总是不停地写,我也不愿意他操心别的事……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……

前面说过了,我哥走了以后,有很长时间了,我有说不出的孤独,遇到了大李先生之后才又开心起来。那是我一辈子难忘的几个月。只有几个月,很快我就要去昆明念书了。有一天我和同学在大光明电影院看日场电影,电影院人不多,开场前我老远就看见大李先生坐在左边的后排,目不斜视。有这么巧的事,我不记得是不是在信里告诉他,同学约我一起看这场Alice Faye的电影,只记得散场后我很自然地就往他那边走。他不说话,面无表情在前面走,不跟我打招呼,我也不敢叫他,只是跟在后面。走下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了,他才站住等我。我回头让同学先走,她们就嘻笑离开了。待我走近了,大李先生笑着说,要带我去一个地方。

他带我走到了海河边。那地方离电影院并没有多远,但我真的没去过。一个人家里是哪也不让去的,天津租界以外的地方我实际上没去过几处,虽然把觉慧当榜样,事实上在母亲面前,我只能做乖乖女。我们站在海河码头一带的岸上,看见远处一艘白色的大轮船缓缓地驶去,一点点变小,最后消失,这景象带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新鲜感受。大李先生站在我身边,轻轻地说,你看,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。我傻乎乎问了句,你呢?他叹口气说,我迟早也是要走的。

那时候关于大李先生和我的传言已经有一阵了,一起看电影的同学走开时嘻笑的表情,也在暗示她们猜测我和大李先生在谈恋爱。我觉得很冤枉,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,不是爱情。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,那时我也不敢承认的,不管是对别人,还是对自己。

1951年,杨苡一家合影

前几年还有人问我,和大李先生在一起有过电的感觉吗,拉过手吗?其实在天津我对大李先生完全没有那方面的感觉,他是老师、兄长,我对他完全是仰视的呀。

我受的教育是男女授受不亲,不要说拉手,碰都没碰过。要说的话,只有一次,他碰到过我头发。是有次在英国花园散步,他问我怕不怕蛇,怕不怕虫,我说怕得要命。他就说我头发上有个吊死鬼。不是骗我,百思特网那一带有很多树,常有吊死鬼吊在半空中。我听了吓得一动不敢动,直说请他帮我弄掉,他就弄掉了。这和手拉手完全是两码事吧?我给巴金写信,把传言说了,表示对传言很气愤:他们这么说,是对大李先生的污蔑,是亵渎!

那一天很快就来了——我是说离开天津赴昆明的那天,1938年7月7日。大李先生不可能到码头送我,到时候家里一大帮子人要去送,而我们的交往是背着家里人的。那天上午我们见了一面,事先约好了的。平时我们约的地方或是在街对面,或是离家远点的地方,那天他就在家门口等我。英租界很安静,即使大白天也没什么人。我们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,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,一边走一边说话,走了大概有两个小时。大李先生送了我一盒手绢,一盒里装着六条,汕头产的,因为上面有手工绣的花,很贵,一盒要六元钱,以他当时的收入、他的负担,真是要咬咬牙的。(后来我母亲看见了说,怎么送那么贵的东西?我说是一位老师送的,她也没再追问。)我送过他巧克力,不过是一元多钱的东西。

那天他口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碎纸片,他掏出来,问我知道不知道是什么?我猜不出来。他说是我写给他的信。他还说,我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,似乎是解释他干嘛要把信给撕了。这和他之前让我把收到的信编上号有点矛盾。按照他的嘱咐,我们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(NO.1,NO.2……),编号不就是要保存吗?一般的情形,撕碎了信是不高兴甚至是要绝交的,他这是什么意思呢?这是照常理推,但看不出他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。其实当时我根本什么也没想,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是有道理的。他在空空无人的街道上把碎纸片抛掉,我没有什么不高兴,过后我们就继续说话,还是以往的话题,一样的气氛。

最后我们又回到了家门口,按门铃进去之前,我对他说:“昆明见!”而后就分手了。我并没有多少离情别绪,甚至可以说还在一团高兴当中,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束缚我的家了,而分别是暂时的,之前他就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:

虽然离别就在眼前,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,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。

我们约定,他不久也去昆明的。

再也想不到,这成了我和大李先生的最后一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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